文｜苏益
公元868年，敦煌藏经洞中放入了一卷《金刚经》，卷首题记清晰记录着“咸通九年”字样。这部全世界现存最早的有明确刊印纪年的雕版印刷品，比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早了近六百年。然而，中国的“印刷革命”像一条缓缓流淌了千年的河流，书籍在漫长的时间里依然是少数人的奢侈品，直到明代，手抄本依然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。为何会是如此？这是美国已故汉学家周绍明教授在《书籍的社会史》中试图拆解的谜题。
《书籍的社会史》。 受访者 供图
周绍明擅长从社会史、经济史的角度透视中国历史。在《书籍的社会史》中，他以江南地区的士人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，阐释国家与社会如何建构、生成甚至共享一种文化。
北宋毕昇发明了泥活字，此后元代的王祯又创制了木活字，明代的华燧、安国等铜活字印刷家也曾名噪一时。活字可以拆散重排，不必每印一本书就重新刻一套版。按常理推断，活字应当比雕版更先进。但直到晚清西方印刷技术传入，活字印刷在中国始终未能取代雕版的主流地位。
周绍明通过对纸、墨、版材，尤其是刻字人工成本的推算，发现雕版印刷之所以沿用千年，是因为它完美契合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。明清时期，中国存在大量廉价且效率极高的劳动力，刻工工资十分低廉。当时一个熟练刻工每日可刻字一百余个，而工钱不过数十文。刻一部书版，成本的大头是木材和纸张，人工成本寥寥。这种成本结构，对于资本微薄的书坊来说是最合适的。
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活字印刷。中文活字多达数万个，铸造一套活字需要大量的资金。明代无锡华氏家族以铜活字闻名，但其背后依托的是庞大的家族财力，普通书坊根本无力效仿。
更重要的是，活字排印结束后需要拆版归架，下一次印刷时要重新排版，会造成大量闲置成本。而雕版刻成后，版片可以保存数十年甚至上百年，印完一批之后，只要市场需求还在，随时可以加印，边际成本极低。
这套解释逻辑，与经济学家伊懋可提出的“高水平平衡陷阱”遥相呼应。伊懋可认为，中国陷入了一种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均衡，理性的选择是节约能源和固定资本，而非发明节约劳动力的机器。书籍的生产逻辑，正是这一定律在文化领域的具体投射。在廉价劳动力过剩的经济环境下，用人工一刀一刀地雕刻，反而是比铸造活字更“理性”的选择。这就是为什么，一项技术上“落后”的工艺，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，能够长期保持生命力。
这种解释，在雕版与活字的比较中成立，在手抄本与雕版的比较中也成立。
许多人以为雕版印刷普及后，手抄本就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恰恰相反，人工成本的廉价使抄本直至16世纪都比印本便宜。甚至出现了一个反常识的现象，书印得越多、流传得越广，越会在传播初期产生更多的抄本。直到明代中后期印书成本进一步下降，印本才真正在数量上压倒抄本。
印书不易，找书更难。
即便在被视为文化巅峰的宋代，印刷业也局限于汴京、江浙、四川、福建、江西等少数地方。当时对于其他地区的读者来说，印本依然是“可望而不可即”的稀缺资源。南宋诗人陆游曾跨越一千多英里前往四川，只为寻找在江南难觅踪影的典籍。许多宋代文人的日记和书信中，都记录了为求一书而长途跋涉的经历。有人托朋友在京城抄录，有人借赴京赶考之便逛书肆，有人甚至通过书信辗转借阅，一借就是一年半载。
这种困境，塑造了中国古代士人独特的文化心理。周绍明引入了“知识共同体”这个概念来阐释这一现象。在获取书籍极为困难的背景下，特定的文本在特定的士人群体内部流通，逐渐构筑起共享的知识边界和学术认同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的“蜀学”与“洛学”之争。由于交通阻隔和书籍流通缓慢，不同地区的学者接触到的经典注疏版本不同，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学术传统。直到印刷业发达、书籍流通加速之后，这些地域性的学派才开始互相渗透、融合。
藏书楼在这里扮演了关键角色。一个特定的藏书楼，往往就是一个区域学术圈的核心。拥有了藏书，不仅意味着拥有了知识，更意味着拥有了进入某种社会圈层的入场券。周绍明详细考察了明代中后期的藏书家群体，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张复杂的人际网络：互相馈赠、借阅、抄录、题跋。一本珍贵的藏书，在几位藏书家之间流转，每一次易手都会留下新的题跋和印章，这本身就是一部微观的社会交往史。
许多藏书家不仅藏书，还刻书。刻书的目的往往不是盈利，而是为了保存文献、嘉惠士林。明代毛晋的汲古阁，刻书数量之大、质量之精，前代罕有其匹。但毛晋本人并不富裕，他变卖田产来刻书，临终前甚至为此负债。这种行为用经济理性已经无法解释，必须放在“知识共同体”的文化逻辑中才能理解。在书籍匮乏的时代，刻书是一种社会责任，是士人阶层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。
一本书，既是一叠纸、一块墨、几根线，也是一套思想、一种情感、一段记忆。研究书籍的社会史，就是要追问：这本书是从哪里来的？经过了谁的手？被谁读过？留下了什么痕迹？
周绍明关注的是藏书背后的社会网络。书籍如何通过馈赠、借阅和抄写在不同士人之间流动，从而黏合起一个松散却又彼此联系的社会阶层。像明代苏州地区的士人，常常在元宵节前后举办“曝书会”，把藏书拿出来晾晒，也借此机会互相观摩、品评。这既是文化活动，也是社交活动。一个文人的社会地位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家的藏书数量和质量。“书香门第”这个说法，不只是一个比喻，它有着实实在在的社会学内涵。
书的引言和最后一章都聚焦于一个名叫钱近仁的人。他是个修鞋匠，生前默默无闻，终其一生都在艰难地获取书籍、坚持读书。他在苏州街头摆摊补鞋，收入微薄。买不起新书，就到处借，别人遗弃的破书他也留着，凭借惊人的毅力积累了大量藏书。然而他一生贫困，去世时连棺材都买不起。
钱近仁死后，他的事迹被当地士人发现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一个底层的手艺人，居然有如此深厚的学养。士人们尊称他为“补履先生”，把他安葬在虎丘，江苏按察使亲自题写墓碑，直到今天还有人去祭扫。
周绍明用这个案例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：在中国古代社会，书籍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？答案是，书籍是向上流动的阶梯。任何人都可以仅仅因为掌握了书写文化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，由穷人变成名人。当然，这种流动是极其艰难的。钱近仁终其一生也没有脱离底层，但他获得了士人阶层的认可，这本身也算一种成功。
今天，身处信息过载的时代，古人那种“求书不得”的困境似乎已一去不返。然而，书太多了，反而不知从何读起，也是另一种困境。从“无书可读”到“不知读哪本”，困扰几百年读书人的难题发生了位移，但读书人与书之间那种微妙的缘分，却从未改变。
书籍的社会史，说到底，就是人与书关于传承与被记忆的故事。
（作者系教师，书评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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